民俗学视角下的陈彦小说创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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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25855 论文编号:sb2022062121293348639 日期:2022-07-04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陕西文学有着重要的地位,一是因为十三朝古都留下的民俗文化传统对作家的熏陶;二是红色根据地文学艺术上追求乡村化的传统;三是乡土情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文明影响,使得陕西作家具备一种天然的坚韧的创作精神。
第一章   陈彦小说作品中的民俗事项
1.1  秦腔戏曲文化
秦腔戏曲文化历史久远,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秦腔兴起于西周时期,清朝时秦腔名角魏长生进京表演秦腔轰动京城,使京腔六大班几乎到了无人过问的地步。秦腔又称“梆子腔”,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特征显著。秦腔语言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陕西方言为基础,语音、语气比较生硬,唱词排列整齐。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音乐伴奏根据文、武场面使用不同的乐器,文场面主要用唢呐、二胡等;武场面主要用堂鼓、梆子、小锣等。秦腔角色分为生、旦、净、丑,脸谱绘制风格独特,服饰已形成了规律性的程式,色泽及颜色均有独特的寓意。秦腔的演出道具、舞台布置可简可繁,设计精巧,变化莫测。秦腔表演的剧目非常丰富,有神话、民间故事等,备受观众所喜爱的曲目有《白蛇传》、《三娘教子》、《斩单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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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有着多年戏曲创作经验,深受秦腔戏曲文化的熏陶,因此在其小说作品中自觉的插入许多秦腔戏曲文化知识。
《主角》中文革后老戏解放了,“六月六晒霉”关于老戏衣箱写道:‘大衣箱’装官衣、道袍等;‘二衣箱’是装武将穿的箭衣、短打等;‘三衣箱’是装彩裤、胖袄等;‘头帽箱’是专门管头帽、胡子的。这些秦腔知识点的描述使得完全不懂秦腔的读者也会对秦腔戏曲文化有所了解。
陈彦的小说作品中出现的秦腔曲目非常繁多,这些曲目的出现并非偶然的随意展示,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展现了陈彦小说创作的一个小技巧,即试图以秦腔为纽带贯穿小说全文,烘托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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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语言民俗文化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到国家推广普通话,对于方言的继承者逐渐减少,致使很多方言甚至于失传了。任何语言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语音语系流传至今,历史悠久,是人类的巨大财富,若不能继续传承下去对于后世将是巨大的损失。陕西方言伴随着中华文明史一路传承下来,然而今天的现状是很多新生代从学说话开始即学习普通话,造成的后果就是既听不懂方言,也不会说方言,长此以往,陕西方言也堪忧。陈彦在其小说创作中也自觉的使用了大量的陕西方言词汇,这也形成了陈彦小说创作语言方面的一大亮点。独具特色的陕西方言词汇的使用,使陈彦小说作品给熟悉陕西方言的读者以亲切之感,给不熟悉陕西方言的读者以新鲜感,这对传播陕西方言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陈克在《中国语言民俗》中写到:“许多民俗现象也直接反映在方言土语中,许多特殊的名称指的就是某地的民俗现象。”[1]陕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原汁原味的方言保存了古文化的遗迹,而陈彦在小说作品中虽然使用了方言词汇,但并不是一味的依靠方言词汇,而是有所选择,只选择了一些独具陕西地域特色,且普通话无法表达其神韵的方言词汇,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度。
1.2.1  独具特色的方言词汇
陈彦小说作品中使用了大量地地道道的方言土语,土味浓厚,韵味十足,而这些方言词汇恰到好处的运用有助于还原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环境,使读者深切的感受到陕西的风俗人情。根据陕西的地域环境,大体上形成了陕北、关中、陕南三种发音有显著区别的方言。陈彦出生于陕南,在西安工作生活多年,因此他对陕南方言和关中方言都特别熟悉,他在小说中引用方言词汇就使得小说独具陕西地域特色,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四部小说作品都大量的使用了方言词汇,形成了其作品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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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陈彦小说作品中民俗事项的美学意蕴
2.1  塑造人物形象
形象鲜明的人物形象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核心,人物塑造的是否成功直接影响小说作品是否成功。文学作品真实再现现实生活,客观性比较强,而这里的“真实再现”并不是对生活的如实照搬,而是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升华后的艺术真实。陈彦在文艺团体工作了很多年,最是了解舞台前后发生的故事,对于人生的大舞台来说,每个人的出场都是小人物。陈彦的小说另一大特色就是对“小人物”的描写,通过小人物的群像展现大时代背景,小人物生存艰难,可尽管在困境中仍然能坚守底线。陈彦小说中的小人物是农民但又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进城了但又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似乎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与大城市相融合,他们在这个特定的典型环境——“城乡结合部”,艰难的生存着。
陈彦早期的小说作品是《西京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舞台前后的故事,但是对于居住在文庙村的农民工却描写得非常真实,罗天福以打饼卖饼为生计,而在文庙村像罗天福这样的农民工数不胜数。《装台》中以刁顺子为首的装台人卖力下苦艰难的活着,可现实生活中西京城不止刁顺子一个装台团队,所以刁顺子是这群“下苦人”的代表。《主角》中的忆秦娥一路走来最终成为秦腔皇后,但对忆秦娥来说她是“秦腔技艺的皇后”,而不是忆秦娥这个人的“皇后”,技艺精进,但为人处世的智商和情商却依然未开蒙,除了唱秦腔、练功外,她没有其他生活了,所以忆秦娥是“秦腔皇后”也是一个“小人物”。《喜剧》中贺加贝的喜剧作坊“梨园春来”红红火火又最终走向了坍塌,秦腔中的“丑角”主要是耍宝的小人物,作为主角的贺加贝也是这类“小人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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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动情节发展
现实主义作品注重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陈彦的小说作品塑造人物就是在“剧团”这个典型环境中,台前或幕后生活着。秦腔起源于陕西,陕西人茶余饭后喜欢听秦腔、“吼秦腔”,“吼一声秦腔震破天”更是体现了陕西人的豪放、不拘小节的性格。秦腔可以说是陕西人茶余饭后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秦腔剧目在陈彦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既能与人物当下的生活相呼应,又能预示着人物的遭遇。
《西京故事》中看了罗天福两口子的另类服装后,金锁抱着自己家不穿的里面带毛的鞋子给罗天福一家人,罗甲成因此自尊受挫把鞋连带箱子扔了出去,然后生气的离开了,罗天福因此饭都吃不下去了,而当晚房子外面的秦腔自乐班开场戏就是《三娘教子》。《三娘教子》讲述三娘含辛茹苦抚养非亲生孩子薛倚,为教育薛倚用刀断织机布,以表示决绝之情。而罗甲成的愤然离去,让罗天福失落至极,与“三娘”断织机时的心情一样悲愤,从而通过秦腔戏曲来烘托人物罗天福的际遇。
《装台》中的秦腔戏曲《人面桃花》讲述崔护到长安郊区去春游,遇到了村里女娃桃花,桃花与同在村里的青梅竹马相好,后来崔护打动了桃花并娶了桃花。桃花是乡野的孩子,崔护家是豪门大宅,城乡的生活巨大差异,终使得崔护父母硬逼崔护休了桃花。桃花再回村里,又听闻青梅竹马已结亲,失望与绝望交加中在村口的桃花林自杀了,等崔护赶来只看见开的正艳的桃花,却再也见不到桃花一样美丽的女子“桃花”。《人面桃花》中的崔护与桃花最大的阻力是高门大户的崔护父母,而小说中刁顺子和蔡素芳的最大阻力是刁菊花,戏中“桃花”难以为婆家所接受,最终横死,映衬了蔡素芬和刁顺子的感情也难以天长地久。蔡素芬大年三十离开了顺子,同样的一年时光,戏曲人物和小说人物都已物是人非,双层悲剧氛围映入纸面为顺子的“不顺”生活更增加了一层悲剧色彩。《装台》中菊花对蔡素芬、对韩梅、甚至是对顺子几乎都是恶语相加,菊花的心里扭曲到了几乎变态的地步。而顺子对于菊花的种种恶行,始终都是一句话“啥东西”,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装台》中观看《清风亭》的选段《盼子》《天雷报》,讲述老夫妻在清风亭盼养子归来,而中了状元的养子张继保拒不认老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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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民俗文化传统对陈彦小说创作风格的影响 ..................................... 25
3.1  从陕西地域文化环境中孕育独特的小说创作风格 .......................... 25
3.2  从陕南到关中:个体生命体验对小说创作风格的影响 ............................... 26
第四章   陈彦小说作品对民俗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批判 .................................... 29
4.1  民俗文化传统的复杂性 ...................... 29
4.2  对民俗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弘扬 ........................ 30
结语 ...................................... 35
第四章   陈彦小说作品对民俗文化传统的继承与批判

4.1  民俗文化传统的复杂性
“文化精神既反映一个群体的行为特征,又是一个群体内部各种价值观念的总结。”[1]民俗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千古流传,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从横向的地域来看,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民俗文化。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民俗文化传统具有复杂性特征。有些民俗文化传统对于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可谓民俗文化中的精华。有些民俗文化早已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甚至于起到了阻碍作用,可谓民俗文化中的糟粕。民俗文化的形成期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教化意义,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是否适用,就要用辩证法一分为二地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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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我国的主流文化思想,陈彦在四部长篇小说作品中都有对孝文化的描写。同样都是女儿,《西京故事》中的女儿罗甲秀和《装台》中的女儿刁菊花两个形象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京故事》中关于“孝文化”的描写最为典型,作为父母的罗天福夫妻俩为了供子女上大学,千里迢迢进城卖饼,而作为子女的罗甲秀很是体贴孝顺。罗甲秀发自内心地体谅父母的辛劳,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放下面子靠捡破烂来养活自己,只要有空就帮父母做饼,给父母洗脚、按摩。同样是女儿,对比罗甲秀的孝顺、贴心、细心,《装台》中的刁菊花就显得极为不“孝”了,对于父亲顺子称呼“爸”的时候都极少,很多时候都直呼“刁顺子”。在我国的民俗文化传统中,出于尊敬,晚辈是不能直呼长辈姓名的。在《装台》中菊花多次直呼顺子姓名,借此衬托菊花的“不孝”和蛮横无礼。一个人从小成长的家庭氛围对其一生的影响非常巨大,从罗甲秀和刁菊花两人生长的家庭环境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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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标志进入现代化的,鲁迅的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开端。1919 年到 1949 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三十年的迅速发展期,小说、新诗、戏剧、散文等都迅速发展,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这一时期,前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以反抗封建社会、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为主。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成为“孤岛”,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主要以抗日救亡为主。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解放区文学发展,主要追求作品服务于政治、追求乡村化。1949年解后放到文革十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以样板戏为主,追求作品的政治教化作用。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文学作品进入新的复苏时期,追求文学的本体性,以“伤痕”“反思”“寻根”为主要文学追求,小说、新诗、喜剧、散文等都有了新的发展。90 年代文学以“新写实”思潮为主,“直面人生,还原生活原生形态”。进入新世纪,新媒体的发展,网络文学的盛行,底层书写、草根文学、“打工文学”,都以“非精英化”思潮为主,这一时期的文学是对“新写实文学”的扩展和延伸,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生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陕西籍作家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影响力。1936 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会师,开启了根据地文学的活动。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较早的有柳青、杜鹏程,接着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紧随其后的有红柯、李春平、陈彦等,他们为陕西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陕西文学可谓一脉相承,从解放区文学开始,艺术上就追求乡村化,从柳青到陈彦,陕西作家能积极深入乡村生活,作品也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来写作,但又各具特色。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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