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为人的传记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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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8444 论文编号:sb2022031014135344768 日期:2022-03-21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尽管文学研究、纪实性写作等对史料日益重视,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仍存在诸多困境,比如重要史料无法公开、个人对史料的删改、珍贵史料随着见证人的逝去而消失等等,这些都需要当下人们不懈努力,去发掘和抢救更多史料。

第一章 传主刻画与作品呈现

1.1 传主形象刻画
“真实与虚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传记文学领域讨论的重点,陈为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能够坚守传记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据事直书,避免以虚为实、编造细节或者一味歌功颂德、树碑立传。陈为人认为“传记文学的想象力,表现在对历史资料的认识和梳理中……应该从浩瀚的历史记载中去钩沉添补起历史的空白。而不应用想象去推断”②。他认为还原传主的真实形象要靠丰富充实的史料来建构,应当适度发挥主观想象力,尽管史料缺乏也不妄加判断评议。陈为人更愿意通过勤奋找寻,从历史时空中拾起记忆的碎片,逐渐建构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
即使陈为人笔下的许多传主都是他的熟人好友,但他仍能够恰当处理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的关系,克服近距离审视的限制,根据自己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独立审视传主的人生抉择与独特个性,实事求是地写出人物的优劣长短,同时深入到传主的内心,表现传主在跌宕的生命历程中复杂的心态变化与精神处境。陈为人在为唐达成作传之前首先认识到,一部成功的、有价值的唐达成传,必然不能够藏匿传主的人性弱点与自身局限性。再比如传主王秀春,尽管他是陈为人多年相识的故交,但为王秀春立传之前,陈为人就对他表明态度:“我写人物传记,从来就不是要为谁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也不是为谁涂脂抹粉修胡子刮脸装饰门面……只有写出一个人的时代局限和人性弱点,还历史以真实,才有留给后人看的价值。”③所以在《撇捺人生王秀春》这部传记中,陈为人既肯定了王秀春在曲艺方面的过人天赋,也指出其领导能力的不足;既写出了王秀春敢于担当的责任感,也揭示了王秀春优柔寡断的性格弱点。总之,陈为人并不因传主与自己关系密切而虚美隐恶,而是坚持秉笔直书,客观、公允地评价传主,既写出传主的美德懿行,又不回避传主的弱点和缺憾,刻画了真实、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这体现了一个传记家优良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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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主人格解释
现代传记在记述传主生平、表现传主人格的同时,还要对传主作出解释。传记解释“包括对传主的命运作出解释,对其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一生中重大事件和行为作出解释”①。换言之,传记解释主要探析造成传主命运的深层根源、解答大众对传主存在的各种疑惑以及揭示传主个性心理形成的复杂因素等,从而达到对传主的深入认知。传记家在传记中解释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主要包括历史方法和心理方法两个主要方面。历史方法作为传统的、基本的传记解释方法主要从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地域文化、家庭环境等方面进行解释,例如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联系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背景探索巴尔扎克的文学创作之谜,巴尔扎克出生的时代环境是拿破仑时代末期,茨威格指出拿破仑“征服世界”的壮举对少年时期的巴尔扎克产生极大影响,巴尔扎克由此产生同样的理想,将这种抱负诉诸文学,成就了伟大的巨作《人间喜剧》,在文学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心理方法则是传记家吸取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并将其应用到传记写作中的解释方法,包括直觉主义、精神分析等。在具体传记写作中,传记家往往会根据写作需要选取单个方法或综合使用各种方法进行传记解释。
陈为人在传记作品中重视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与传主相关的各种问题进行解释。他的人物传记中采取历史解释的方法发掘人物性格与个性形成的生存环境因素。比如在赵树理传中,其中一节为“百日抓阄的象征意味”,陈为人说明了赵树理的家庭出身并非以往传记中所写的赤贫家庭,赵树理的爷爷能识字看书,从小教授赵树理学习传统的封建道德,并要求赵树理谨遵教诲,规范自身行为。受祖父母的影响,赵树理形成向善避恶的品质,童年的教育使他在日后的人生中能够明辨是非,不忘本心。对乡村伦理道德的明晰也影响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马烽传中,陈为人也分析了马烽性格形成的环境因素,首先是马烽出生地的文化底蕴对其影响颇深,马烽出生于孝义县居义村,孝义县流传着当地人践行孝道与义举的民间故事,居义村有“二兄弟拾粮不昧”的典故,两地均有忠孝节义的优良传统,出生于此地的马烽也践行着忠孝之道,可见地域文化影响着传主的品格。其次,马烽也被母亲的教诲、处世哲学所熏陶濡染。陈为人将马烽的成长视为“寡母抚孤现象”的一个案例,“寡母抚孤”现象是指“寡居的母亲独自支撑家庭,并抚养孤子成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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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坛聚焦与体制批判

2.1 宗派关系中的作家
“宗派”原意是指“政治、学术、宗教方面的自成一派和别派对立的集团”①。中国文坛不同流派、不同团体之间由于派系、立场、观念等不同因素而形成复杂的宗派关系。中国文坛宗派问题由来已久,左翼文坛从左联时期到延安文学再到当代文学始终徘徊着宗派主义的影子,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周扬派”与“鲁迅派”的矛盾,延安时期以鲁艺和文抗为中心的宗派之争,五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主流派别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斗争都有宗派主义的魅影。文坛的宗派主义问题往往具有两面性,不同文学派别因文学观念等差异进行论争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常的宗派之争可以通过思想或观念的交锋,为文学或学术注入新的活力,但宗派之争一旦被权利介入,就很容易演变为不可预料的文坛悲剧。进入当代以后,文学与政治的纠缠使文坛的宗派斗争愈加常态化,置身于文坛的作家都难免陷入各种各样的宗派关系之中,并受到宗派斗争的影响。这些宗派关系错综复杂,但又与作家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厘清作家周围的复杂关系,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作家个体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的经历与命运。所以陈为人的作家传记以传主为核心,努力廓清传主与所处的文坛盘根错杂的关系,揭露文坛宗派关系存在的问题,对当下文坛发展具有启示价值。
2.1.1 宗派关系的生成与演变
在陈为人的传记中,传主唐达成①、马烽的人生历程与官海沉浮是反映中国文坛宗派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唐达成传与马烽传中,陈为人以地理学中的板块运动学说来形象生动地比喻宗派斗争的复杂情形,揭示了文艺界宗派关系演变的普遍规律。“板块说”认为各大板块始终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在互相碰撞、挤压、嵌入、重组的过程中重塑新的地球面貌,而宗派斗争中的各方力量也处于不断碰撞之中,也出现不同阵营分化、重组的现象。从传主唐达成与马烽在文坛几十载的经历,可以看到文艺界的宗派关系由个人恩怨、文艺论争、权利角逐等因素催化生成,之后宗派关系与政治斗争相互纠缠形成错综复杂的派系,正如马烽所说:“文艺界太复杂,你说里面有宗派吧,他说是路线斗争。他说是路线斗争吧,你就信?”②唐达成、马烽两位传主曾于 1950 年代与 1980 年代两次陷入中国文坛宗派关系漩涡的中心,他们身后的两大板块由于宗派斗争、政治斗争的合力相互摩擦、不断撞击,既引起两方阵营势力的变化,也影响着两位传主的命运起伏。通过传记对唐、马二人所经历的宗派之争的描述,可以了解中国文坛典型的宗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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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制与作家
上文已经提到传记对中国文坛宗派问题的揭露,传记批判的锋芒并不是主要指向道德,而是文学背后的体制。“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革命文艺的体制规范,它以组织化的形式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④,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一定的组织体系,并将文学生产者纳入这一体系之中,以实现国家对文学活动的管控,这一体制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前是有效的。陈为人作家传记中的传主作为一体化文学体制中的一员,他们依赖于这一文学体制同时也受到这一体制的规范与制约,陈为人的作家传记通过与传主密切相关的文学事件和丰富的历史细节呈现出作家体制与体制作家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视角。
2.2.1 体制作家思想改造之痛
在当代文学体制中,作家们是通过思想改造的方式来完成角色与身份转换的。这种思想改造是“通过不断唤起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来解构他们的思想道德优势,而达到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①。对于作家个体而言,思想改造意味着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个性要受到管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断被予以否定,甚至原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要作出改变。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看作当代文艺事业一项长期的任务。50—70 年代文艺工作者的教育和改造运动一直持续着,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也有增无减,在这种文学环境中,作家始终被看作被改造者的对象,也被置于被怀疑和被批判的位置。周扬曾指出:“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的过程。”②由此可见,一体化体制下作家们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并不轻松的过程,而且许多作家接受思想改造不一定都是自主性的行为,期间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与痛苦,陈为人的作家传记真切地反映了50 年代到 70 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下,作家们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反抗抑或是妥协的挣扎心理。
对作家思想改造的方式有很多种,陈为人的作家传记更多表现的是传主们所经历的批判运动这样一种思想改造方式。他笔下的作家们大都在 50 到 70 年代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批判运动,比如赵树理传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传主赵树理在政治人生与文学人生中经历的思想改造历程:《邪不压正》的论争“让赵树理领略了革命大批判锋芒的寒光逼人”③;《金锁》风波中赵树理不得不做出两份检查;《武训传》批判运动中,赵树理又为自己之前对该电影的介绍文章做出检讨,尝到了“上纲上线”的滋味。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更是“突然升级”的批判,赵树理的创作和思想再一次被否定。这一连串的思想改造与批判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批判程度由轻到重,对作家身体与心灵的伤害也随之加深。传记也书写了其他几位传主所经历的不同程度的批判运动,说明当时文学界的思想斗争与批判运动已经普遍存在。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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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材选取与问题意识..........................45
3.1 追求史学品格......................................45
3.2 凸显问题意识..................................50
结语.....................................57

第三章 传材选取与问题意识

3.1 追求史学品格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首倡者胡适先生曾提出“给史家做材料”①的作传目的,强调传记文学应注重在史料方面发挥其功能和价值。传记家朱东润强调作为“史”的传记文学“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②。以上观点显然都受到传统史观的影响,将“纪实传真”作为立传标准,突出传记文学的史学性特征。有学者认为胡适、朱东润等人的传记主张对史学功利性目的尤为偏重,“因袭了‘历史’的重负”③。但不可置否的是,传记文学不能因此排斥其史学性,传统史观中仍一些东西对当代传记写作有启示作用,比如严谨求真的实录精神,仍是当代传记家的史学性追求。
陈为人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却不乏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传记材料的搜集过程中,陈为人具有“抢救材料”的史料意识,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尽量抢救史料,留住真相。对于传记来说,一般离传主生活年代越近,越便于广泛搜集保存传主的相关材料。然而并不是所有当事人都有保留史料的意识,甚至官方与个人可能出于某些原因隐匿、删改、抹灭史料,因此及时保存、发掘当下有价值的史料又是十分必要而且紧迫的。陈为人深切感受到历史痕迹的急速消亡:“统一口径的大历史背景泰山压顶,个人的记忆统统被纳入主旋律的框架。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几乎面临着被剔除删改的命运。那些使人血泪相洇撕心裂肺的灾难细节,在时间流水的冲涮下,已经模糊了曾经鲜活的历史陈迹。”④基于这样的认识,陈为人希望通过自己与历史见证者的共同努力,以传记这样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为历史多存留一份记忆与资料,并且在传记材料运用方面,陈为人也继承了“考而后信”的实录传统,力求走进历史深处,寻找传主的真实身影,展现丰富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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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传记的文体独立性一直未得到确定,诸多相关问题仍存在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传记文学创作应以传主为本位,以人物写作为中心。陈为人的传记文学题材不断开拓,撰写对象各有特色,且均为正面人物。他的传记展示传主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既描述、解释传主人格与命运,又呈现、评说传主的作品。以翔实的史料与独特的视角还原真实的传主形象,表现人物个性特点与精神特质。在传主形象的刻画方面,陈为人能够抓住人物的突出特点、独至之处进行刻画,同时将传主的个性、命运与社会、时代变迁联系起来进行描述,又借助传主命运浮沉折射历史变迁。在作家传记的作品呈现方面,传记对传主作品的解读区别于文学史中的作品研究,陈为人的传记在反映传主成就的同时,更多是为了借助作品探究传主的思想,探析传主的命运等。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作品解读,陈为人以求真的态度再现人物生平,展示人物性格,客观评价传主作品,为当代传记文学刻画了一批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传主形象。
陈为人的人物传记书写了传主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同时关注了传主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生存环境,尤其是作家传记中,陈为人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审视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文坛环境,在对作家文学道路与政治道路的叙述中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当代文坛的某些侧影;传记中对传主的多重身份的考察,启示人们思索作家如何处理好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关系;关于与传主相关的文坛重大事件的描述,亦体现传记作者对特定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知识分子境遇的反思,最终上升到对整个社会、文化体制的批判。虽然当下社会,体制已不再是文学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作家面临新的文化机制与社会生态又应如何应对仍值得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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