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经典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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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29566 论文编号:sb2022021216591543497 日期:2022-03-11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经典要分为“恒态经典”(static canon)与“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顾名思义,前者指代的是那些经历大浪淘沙几百甚至上千年而不朽的经典,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鲜明的时代风格,具备艺术与人生双重的象征性、超越性与普世价值。而“动态经典”是一种相对的、历时性的经典形态。

第一章 《活着》经典化的建构之路

第一节 初出茅庐:小说的问世
1992 年,余华完成了自己的新作品,这部被命名为《活着》的七万字中篇小说发表在《收获》1992 年第 6 期。《收获》是中国文学重镇之一、文学风向的旗头,从这里走出的知名作家无数。以纯文学相标榜的《收获》自 1957 年创刊以来几遭起落,见证了新中国文学的风风雨雨,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余华与《收获》的缘分亦是不浅。如果说余华的文学之旅起航于《北京文学》,那么《收获》无疑将作家带入了文学史中,我们会看到这份期刊将在余华的整个生涯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从 1987 年第 5 期的《四月三日事件》开始,余华在《收获》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先锋小说(1987 年第 6 期的《一九八六年》、1988 年第 5 期《世事如烟》、1988 年第 6 期《难逃劫数》),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先锋作家的文坛地位。余华与《收获》的姻缘还体现在,90 年代他的三部重要长篇小说都发表在《收获》上。作家本人曾不无深情地表陈心迹,谈到《收获》在自己写作生涯中的重要地位:“我有超过大概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发表在这本杂志上的。两种原因,一种是浪漫主义原因,《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绝对没有任何杂志能与它相提并论。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很多小说,别的杂志根本就不可能发表,在那个时代,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发表。《收获》杂志不仅能发表我的作品,而且是完整发表”[1]。在政治审查制度仍旧严苛的年代,《收获》以其大度与包容,为一代作家的成长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但是因为一批先锋小说而获得文学界盛赞的余华,他的新作《活着》却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得评论家的赞同。王彬彬说它“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缺乏新意的……余华在《活着》以前的所有作品,某种意义上都比《活着》好。”[2]胡河清评论说:“1992 年第 6 期《收获》的所谓‘先锋派特辑’,实际上反映了相当多的原实验派作家向新现实主义的归化。余华的《活着》大概就是这种屈从于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最明显的标记。……在《活着》这篇小说里,余华却彻底放弃了他对新话语的建构意图。”[3]郜元宝在《历史时代的终结:回到当代》中也不无惋惜地说:“余华《活着》中的福贵一样,外在的死亡经历不断增强,他内心的死亡体验却更加轻飘,以至于进入一种淡泊状态中,完全消解了生存之痛。余华对生存苦难的理解,还停留在事件的残酷性这一层面。”[1]这些评论显然对《活着》并不买账,且大多为顺带论述,没有形成专门的讨论文章,似乎评论家们都“语尽词穷”了,甚至没法形成一篇足够字数的专门评论?虽然也有如“他的《活着》,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在如今这疲软、沉寂的文坛,《活着》如一颗耀眼的星星挂在天际上”[2]这种很高的褒奖,但是《活着》没有受到各方重视、评价和关注度远不如余华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呼喊与细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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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声名远播:经典的建立
所幸,余华的转机很快就到来了。1992 年 11 月的一天,编剧王斌敲开了余华在北京寓所的大门。作为中间人,他促成了余华与张艺谋之间奇妙的合作。彼时的张艺谋已经是红得发紫的大牌导演,其早于 1987 年便凭借着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红高粱》在柏林一举封王,为中国电影拿下了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随后的几年,张艺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1990 年的《菊豆》、1991 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 年的《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皆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张艺谋也凭借这些作品成为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文艺界最具有话题性的“神话式英雄”[1],票房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在电影剧本的挑选中,张艺谋表现出对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偏爱,以上所提电影均改编自当代作家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红高粱》、《菊豆》改编自刘恒的《伏羲伏羲》、《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秋菊打官司》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但 1992 年底的张艺谋,正因为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而苦恼:他本欲将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搬上大荧屏,但因为种种变故而最终搁置。王斌原本的打算是希望张艺谋拍摄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却也因为张艺谋本人的否决而不了了之。就在一切都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之际,转机却悄然而至。历史又一次用铁的事实展现出偶然事件在时代进程中的伟大作用——张艺谋相中了余华还未正式发表的中篇小说《活着》。随后的几天,三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讨论,张艺谋对余华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余华欣然接受,两人一拍即合。余华也趁机将作品扩增成了十二万字的长篇小说。
张艺谋本人非常看重本部影片的拍摄,力图在此作中突破自我,“破破‘第五代(导演)’惯用的那些方法,把它拍成给普通人看的戏”[2]。本着这样的创作意图,他放弃了之前电影所常采用的手法,而是尽可能贴着人物去摄制影片。当然,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由于表现手法的不同与艺术观念的差异,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对余华原创小说的改动幅度颇大,尤其是有庆和凤霞的死。这两个片段作为影片的两个小高潮而作了较大的改动,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主创人员心目中真实的“运动”。电影的筹划和拍摄用去了 1993 年一年的时间,从暑夏到寒冬,剧组成员不辞辛劳,勤恳敬业,力图完美展现出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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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活着》经典化的内部因素

第一节 《活着》的思想性
余华曾对这部得意之作做过许多次的阐释,最著名的莫过于 1993 年小说出版时自序中的“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1]。作为作者的原意阐释,这段话对于小说的理解是如此意义非凡,它饱含辩证思维,成为小说思想性的最好注解。
福贵活着的一生是不断受难的一生,他的人生就像不断下降的抛物线,没有否极泰来,也没有峰回路转,只有无尽的坠落。这般密集的苦难如此扎眼,福贵很难在苦痛之间的缝隙中觅得反抗的良机、采取有效的方式,以至于一生都逆来顺受。这样的生命是看起来令人气馁,也令人气愤、怒其不争,难怪会有评论以此为矛,对《活着》大加挞伐,认为余华尊“福贵为偶像”,期盼自己乃至中国人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福贵似乎一跃成为了“乡土中国文化的智者与仁者”,他信守的是儒道的信念,“冷酷剥夺弱势群体的孤苦诉告权的同时,又慷慨地豁免了现世秩序及其历史本应承担的道义与政治责任。”[2]王达敏也认为“《活着》是写给那些如今年龄在 45 岁以上,并且家庭或个人曾不同程度地遭受过如同福贵一样苦难的人看的。”[3]这些人人到中年,体验过人生的大悲大喜、大苦大难,深切了解了生活的艰难和活着的不易,便更能与《活着》产生共鸣。
这些观点自有其出发角度和合理之处,但是余华的创作意图显然不在于此。福贵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源自疾病、死亡、贫穷困苦、政治因素甚至是社会及他人的差错,而非自己。一个人在遭遇这一切时,内心不可能安之若素没有痛苦,也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如愤怒、怨恨等的复杂情感。人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一员要生存下去,就必然不得不接受置身于其中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和荒谬,接受命运加之于个人的那些个人无法决定的幸与不幸。这些被强加于身的因素自然会引起愤怒、悔恨、仇恨和痛苦不堪的内心煎熬,人会抗争、会挣扎、会企图奋起反击,但人们不能永远以一种反抗和挑战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因素,也需要个人的妥协,需要个人采取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去面对。所以我们热衷于那些不向命运屈服的故事,为摁住命运喉咙的伟人业绩而喝彩,也会对福贵饱尝苦难而愈发坚强、遍历艰辛而乐观不改的坚韧生命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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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活着》的艺术性
《活着》的魅力是独特的,这种魅力并不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式的,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水落石出”。这种特性让它在问世伊始并没有获得如今这种巨大的声誉,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张清华评论说:“这部小说在其问世伊始并没有立即获得后来这样巨大的声誉,原因是人们只能‘逐渐地看到’它在简单的外表下所潜藏着的巨大丰富的潜文本。为什么没有一下子发现?是因为它已然简化到了一个近乎单纯的程度,达到了超越意义——几近于‘无意义’的地步。”[1]洪治纲说:“正是因为对简单原则的极力推崇,《活着》才赢得了某种近乎透明的审美效果……它的话语始终在福贵的自我复述中呈现出一种最朴素、最简洁的审美特征,也使整个叙事呈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和简洁性。”[2]刘江凯则评论道:“《活着》简洁之中蕴含的丰富性既让它可以慢慢发酵,也让它很难一下子从相似的文学表达中脱颖而出。”[3]简洁,成为诸研究者频繁提及的共识,这与作家本人的艺术追求有关。余华本人认为“对于一名艺术家来说,最大的美德有两种,一种是单纯,一种是丰富。假如有人同时具备这两种,他肯定就是大师了”[4],并且直言不讳地说“追求语言的简洁,不拖泥带水是我一贯的风格”[5]。余华的审美品格是独到且精辟的,他也在创作中积极实践着这一创作准则。的确如此,《活着》的写作极其简洁,没有大开大合的情节,没有精细繁复的叙事迷宫、没有先锋的异质感,也没有其他以苦难为表现题材的作品中的哭诉与批判,甚至余华过往作品中标志性的“冰碴子”都融化在浓浓的温情之中。该作只是描写了一家人在“大时代”中的“小生活”,他们在接踵而至的苦难面前“求之于内”,选择忍受而非反抗,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这种在政治强力面前逆来顺受的无为姿态与余华以往的审美品格大异其趣,难以一下子激发人们鲜活的阅读感受,也难怪学界在作品问世之时缄默再三,难以给这样一部作品以确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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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活着》经典化建构的外部因素.............................24
第一节 读者因素....................................24
一、文学批评者....................................25
二、一般读者................................27
第二节 政治因素......................................28
第三节 社会文化环境因素........................30
第四节 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30
结语.......................................38

第三章《活着》经典化建构的外部因素

第一节 读者因素
艾布拉姆斯曾在其著作《镜与灯》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世界、作者、作品与读者。在他的理论构想之中,读者作为文学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在文学场域中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成分,而是具有了相当的话语权力。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的内容与表达都随着读者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在此意义上,说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作品被读者接受的历史也不为过。在后世出土的西周古墓中,人们发现了老子的《道德经》,据此可见,在那个时代,《道德经》便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为贵族所认同,这成为《道德经》能够流传后世的重要原因。虽然在古代并没有理论的指导,但是人们的行为却充分地说明了读者对于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意义。而在当代,读者在作品经典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越发重要。离开了读者的阅读与再创造,文学的经典化便无从谈起。经典不会自动地呈现,一定要在读者的阅读、阐释、评价过程中才会呈现其价值。“一个作家和作品得到了权威的赏识和推荐之后,能不能真正成为文学经典,还有待广大读者和批评者的主动阅读和欣赏。”
在文学经典的建构中,有两类读者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类是文学批评者,另一类是普通的读者。文学批评家凭借着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专业化解读,将文学作品的价值进行剖析,并将这种分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普罗大众,从而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作用。广大的普通读者则通过文学阅读等形式参与到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建构中来。
文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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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文学艺术,亦复如斯。问世近三十年来,《活着》失落过:批评界“众声哑然”,出版千册,销路不畅;《活着》轰动过:获意国文学奖,销量持续走高;《活着》不幸过:时代变革,纯文学式微;《活着》也幸运过:因电影改编而声名远播,因打动人心而家喻户晓;《活着》更是受到争议,且这争议将会继续下去。在众声喧哗之中,学术界、出版机构、教育体系、批评家、读者尽数参与其中,共同造就丰富多彩的接受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活着》从同时代的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作品”,成为这个时代传给后世的文学记忆,这种记忆的传承贯穿人类整个文明史,让后人知晓这个时代曾在文学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杰出成就,我想,这便是所谓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斯蒂文·托托西认为经典要分为“恒态经典”(static canon)与“动态经典”(dynamic canon),顾名思义,前者指代的是那些经历大浪淘沙几百甚至上千年而不朽的经典,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鲜明的时代风格,具备艺术与人生双重的象征性、超越性与普世价值。而“动态经典”是一种相对的、历时性的经典形态。两者之间的分野在于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差异性。此处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稍有不同。托托西认为,审美价值更偏向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愉悦。这种愉悦感越强烈,对其产生兴趣的读者越多,审美价值则越高。但是,这种审美价值是不稳定的,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与审美兴奋总是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难以预测的改变,因此,有的作品甫一出版便迅速走俏,不久却无人问津;有的作品发表时备受冷落,稍后却如鲜花重放,正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一般而言,文学的审美价值正如同壁画色彩会随时间而消褪,新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审美对象日渐多元与丰富,欣赏者也是代代更替,人们不可能永远享用同一个审美对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丧失了审美主体的文学作品将会迅速黯淡。而有些作品在审美价值之外,还存在着出众的艺术价值,或为对家国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刻思索,或为对人生经验深入浅出的明快诉说,或为对人性善恶洞如观火的犀利评判。这些才是支撑一部作品流传千古的重要秘密,这不同于会因为审美取向的变迁而轻易改变的审美价值而具有更加恒久的艺术魅力,从而吸引一代代读者的目光,不断在时间长河的淘洗中增值。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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