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村干部行动逻辑探讨——以陕西T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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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35666 论文编号:sb2022022508493244170 日期:2022-02-26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研究总结的村干部“见缝插针”的行动逻辑,突出强调村干部的行动是对既定行动空间内的规则进行主动适应的结果。“见缝插针”即是对西部农村村干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所展现的行动逻辑的真实写照,体现村干部能人特质的一面;也暗含了村干部处于既定结构中弱势地位。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实
现农业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梦想。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行乡村振兴战略,而振兴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韩长赋 2018)。从农村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种田效益的日益低下导致大量青年农户逃离农村进城务工,“以工为主,以农为辅”的“半工半农”家庭生计模式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与返乡的农民工而言,维持粮食种植却是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主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有力地推进农村产业发展是解决农民生计问题与激发乡村活力的必然选择(蒋永甫 2015)。只有产业兴旺,农村才能重现生产活力,乡村才有可能振兴。否则,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的背景下,没有产业支撑,乡村只会越来越凋敝(孔祥智 2018)。吴海峰(2018)认为,实现产业兴旺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首要和中心任务,提出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是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是农民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全面振兴的财力保障和经济基础。
村干部作为村庄的法定带头人,一直在引领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自税费改革后,村干部行动空间的进一步扩展使其扮演的角色更加多元,即村干部不仅是政府的代言人与村庄法定的治理者,还是集体经济组织与合作社的负责人。因此,学界通常认为村干部在引领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优势,但近年来的诸多研究表明村干部处于一种行动困境一种:一方面村干部“乡村利益保护人”的身份使其不得不承担带领产业发展的使命任务,帮助村民提高收入;另一方面“国家代理人”的身份却没有赋予其合法的行动权力,无论是对接村民、政府或是大市场,都显得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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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村干部一直是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由于村干部既是村庄自发选举产生的领导者,又具有国家权力赋予其合法的行动权利,因而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目前关于村干部行动逻辑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宏观层面研究处于转型期内村干部行动逻辑的变化,另一类是从具体的过程事件中窥探税费改革前后村干部行动的具体实践过程。本研究属于后一类,但与其他研究的区别在于,目前关于村干部在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对行动者所处的结构有清楚的界定,且较少探讨“结构”对行动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多是朴素地展现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基于此,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如下问题:1.T 村干部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行动面临着哪些方面的制约?2.村干部在面对这些制约因素时,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带领 T 村产业实现发展,这些行动策略的背后展现着村干部怎样的行动逻辑?
1.2.2 研究意义
1.2.2.1 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讲,目前关于村干部的研究,呈现结构性研究与过程研究分化的特点:一方面,早期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国家—社会框架考察村干部的角色、功能与分类;另一方面,随着对村干部群体的认识加深,学界由宏观研究转向微观性的过程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转向对村干部的出任动机与行动逻辑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农村区域的发展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经验参考。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丰富有关村干部的行动逻辑的过程性研究,是对转型期村干部行动逻辑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以往对于村干部行动的研究多是探索税费改革前后村干部行动空间与行动特点的变化,但专门对于税费改革之后的村干部行动逻辑的研究少之又少,尽管学界也有“守夜人”和“撞钟者”等关于村干部角色的有力讨论,但缺乏在微观事件中探讨税费改革后在“新结构”的制约下村干部的行动逻辑。
 社会学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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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村干部的行动基础与行动空间

2.1 T 村案例概述
2.1.1 T 村概况
T 村位于西安市郊县,地处关中腹地,南抵秦岭南麓,雨热充足,县道 1 号路穿村而过,交通便利。T 村辖三个村民小组,现有 215 户 817 人,耕地面积一千余亩。在 2000 年以前,T 村主要种植玉米、小麦,有少数村民种西瓜、葡萄等经济作物,村民收入极其微薄,很多家庭入不敷出。但 2001 年前后,在村干部的带领下 T 村上开始大面积地种植无公害大棚西瓜和反季节蔬菜,由于西瓜上市时间早、口味良好,远销兰州、宁夏等地,村民收入逐年增长。现在村民由贫转富,大多数村民都有私家车,村庄村容村貌齐整、干净,基础设施健全,居住环境舒适。在产业发展方面,T 村于 2001 年建起了“瓜菜示范园”,由最初 200 亩大棚瓜菜发展到现有瓜菜大棚 327 座,占地 1030 亩。2003 年成立了 T 村瓜菜合作社,同时被省农业厅授予“无公害”产品基地,被西安市政府授予“西甜瓜示范园”等称号,被 H 县政府确定为万亩大棚瓜菜基地。随着 T 村西瓜知名度的提高,在 2008 年和 2010 年,T村西瓜先后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认定为“中华名果”和“中国十大名瓜”,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2011 年,T 村(大棚瓜菜)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同年,国务院副总理 W 来 T 村调研,全县号召种植大棚西瓜,全县有十一个乡镇,二十七个自然村,都引进了 T 村大棚西瓜,给 T 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值得一提的是,村上的L 村长、D 支书在 T 村的产业发展中居功甚伟。在改革开放后,他们便是乡镇企业中的经济能人,人脉广,头脑灵活,资本丰厚。在上届村长的动员之下,才毅然挑起了带领 T 村村民脱贫的重担。在任期内,L 村长兴办学校,提升村民的人力资本;向镇县两级政府申请资金为村上请来种植西瓜的技术员,动员民众进行产业转型;借力政府宣传 L 村西瓜,解决西瓜销售难的问题,并且积极融入市场,注册西北地区第一个水果品牌商标,提升知名度。在他的带领下,T 村的基础建设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村民收入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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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村干部的行动基础
科尔曼认为,“资源”是人们行动的基础和互动交换的内容(侯均生 2001)。吉登斯(1999)将“资源”界定为在权力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并认为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对资源的有效运作则构成行动者进行有效行动的基础。吉登斯将“资源”区分为“权威型资源”与“配置性资源”,“权威型资源”即行动者个体的资本集合,是行动者参与产业发展的工具性手段;“配置性资源”即指涉村庄原本拥有的物质资料集合,与行动者在外部获取到的物质资源的集合。因此,厘清行动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能够运用的资源是衡量行动者行动能力的重要指标。
2.2.1 村干部的权威性资源
“权威型资源”从本质上看解决的是行动者对他人产生控制的各类能力,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因为“权威型资源”依附于个体,因此本研究将其分解为行动者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来理解,以便更好地考察村干部以何动员村民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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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经济资本来看,能人治村、富人治村逐渐成为村级治理的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使中国农村涌现了大批经济能人,深刻影响着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进一步成长 ,经济能人转任村干部治村已经成为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主要选择模式(卢福营 2011)。经济能人在能力与资源方面的优越性使其具有善决策、善动员、执行能力强等优势。在 T 村任职的 D 书记与 L 村长是经济能人承担村干部的典型,在 90 年代时两人在乡镇兴办砸石厂与楼板厂获得了远超普通村民的经济资本,自力更生式的创业史与超于常人的经济实力让 L 氏与 D 氏成为村中有名的经济能人。良好的经济状态加上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为其带领 T 村走出贫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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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村干部动员村民的实践行动.......................................23
3.1 动员难题:小农难以抵御种植风险........................................23
3.2 村干部身先士卒带头种瓜............................................24
3.3 拉拢政府为西瓜销售保驾护航.............................................25
第四章 村干部对接政府的实践行动.......................................31
4.1 对接难题:资源稀薄无力吸引政府关注.........................................31
4.2 利用私人关系向镇政府求助引进技术员...................................31
4.3 依靠“压力型体制”逆向传递村庄需求....................................32
第五章 村干部迎合市场的实践行动...............................................37
5.1 发展难题:小农生产的天然弱势........................................37
5.2 创办合作社引导小农组织化生产.................................38
5.3 注册集体商标增加产品附加值.......................................39

第六章 村干部带领产业发展的实践后果

6.1 村干部带领产业发展的积极成果
在村干部引领下,T 村大棚瓜菜产业得以稳步发展,现在的 T 村是 J 镇的门面,村民由贫转富,收入较为稳定,村庄村容整洁,基础设施完善,同时也在一程度上带动县域内其他村庄产业的发展。
6.1.1 整村推进产业,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二十年前的 T 村积贫积弱,偏离主干道路、村民文化程度低下、收入极低,有些村民最低的温饱需求甚至都难以得到满足,大部分村民无力供养孩子完成义务教育。但自 2002 年起,在两位村干部的坚定带领下,在坚强的条件下探索出一条带领村民致富的道路,并带领县域村庄一同发展大棚西瓜产业,使得 T 村真正走上“共同兴旺”之路。自 2003 年以来,T 村多次被作为典型示范村予以表彰,其村村干部更是曾被栗战书、王岐山、赵乐际等重要国家领导人看望慰问。现在的 T 村村容整洁、道路宽敞,家家户户盖起了两三层的楼房,鲜能见到平房。据全国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 2020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7131 元,而 T 村村民的人均收入由 2000 年的 1000 元提高到现在的 10070 元在 2012 年前后便实现 2 万元大关。集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为 T 村村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条件。
6.1.2 政府资金扶持,基础设施得以改善
自 T 村发展新产业以来,在村干部主动跑项争资、国家予以大力扶持的条件下,T村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扶持,改变了往日没有通村路、生产路、电力、水源供应不足的局面。如今的 T 村修建出村路总长 1000 余米,宽为 8 米,居民住宅街道长 1700米,宽为 10 米。自 2002 年以来,先后发展大棚 530 座,面积 1350 亩,日光温室 13栋,育苗棚 152 座,打机井 8 眼,修水泥街道及出村路 5500 米,埋设地下滴灌管道 50多万米,建瓜菜市场一座,修建标准冷库 11 间。使 T 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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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7.1 “见缝插针”:村干部的行动逻辑
前述内容完整展现 T 村干部带领产业发展的全景,使我们看到了村干部在结构的缝隙中行动的样态。杨善华曾从改革开放初期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发展史中洞察其厂长在带领电视机厂引进外来技术时,如何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层层刁难带领厂子走在全国改革的潮头,他将这位厂长带领电视机厂发展的行动称之为“破冰之旅”,这里的“冰”指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相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由政府事先进行计划。因此倡导“效益为先”的厂长想要对接市场,就不得不逆流而上,进行“破冰行动”(杨善华 2014)。与之相对,T 村改革的历程也是对“新结构”的破冰行动。虽然“破冰行动”的时空条件发生了转变,但村干部带领产业发展时在结构的夹缝中行动的状态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在 T 村产业发展前村干部在结构的夹缝中的状态体现为:1.在对接村民时正式权威的逐渐削弱甚至失灵;2.在对接政府时需要顺应各级政府“资源下乡”的规则,从而不得不运用“变通”、“非正式运作的手段”获取资源,以实现村庄的发展需要;3.由于小农生产不能适应大市场的竞争秩序,导致村干部不得不依托自身资源主动跑市场,引进先进的生产要素带动村庄发展。而 T 村干部进行破冰行动的行动策略则是通过依托自身资本向下“软硬兼施”协调村民多元诉求、向上顺应“压力性体制”运作规则迎合政府需求与之结为“利益共同体”汲取资源、同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想方设法促进村庄生产组织化与产值提升。在村干部的努力下,T 村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村民由贫转富。但同时,村干部的行动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从当下村干部引领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村干部依然处于新结构的夹缝之中。从村民关系来看,表现为实现村民组织化生产的无力感;从村镇关系来看,表现为 T 村产业发展现状未能满足各级政府需要而使合作关系解绑;从村庄市场的关系来看,表现为西瓜品质的下降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的竞争关系。质言之,在“村干部与村民、各级政府与现代市场”构成的行动空间中,村干部在与其他主体互动时处于弱势,要达到产业发展的目的,就需要向上面对政府“跑项争资”,向下动员着需求各异的村民进行组织化生产,向外需要不断弥补小农生产的弱势,以迎合现代市场竞争秩序。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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