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氛围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基于法律制度、对外开放程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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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41525 论文编号:sb2022060615250448115 日期:2022-06-18 来源:硕博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进一步通过渠道效应研究表明,宗教氛围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一是从个体层面缓解企业代理冲突,二是从组织层面提高社会资本这两个途径发挥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引入法律制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这两个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提出
1.1.1 选题背景
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在外部环境中的不断崛起,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中国的外部市场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加剧,市场经济遭受下行压力考验。投资活动是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企业又是推动投资活动的重要一环。企业的投资行为除了对其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外,也对激发全国市场经济活力、释放各行各业的发展潜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21 世纪以前,较多学者将企业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企业、国家投资水平的重要依据。当前,学者则更多关注企业的投资质量,将投资效率多角度延伸投资在企业经营和社会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企业经营角度出发,投资效率将有利于企业价值增值和持续健康发展;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角度出发,投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将直接提升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值。因此,无论是企业经营角度,还是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角度,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都会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个国家的投资能够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能显著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目前,对于企业如何实现价值最大化及长期资本保值的问题备受关注。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问题,具体表现为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两种形式并存(Jensen,1986;Biddle et al.,2009;柳建华等,2015)。其中,投资不足是指管理层为规避投资失败风险,而放弃高风险但净现值(NetPresent Value,后文简称 NPV)大于等于零的项目(Myers,1977);投资过度是指管理层不惜牺牲股东利益,投资于 NPV 小于零甚至可能亏损的项目(Jensenand Meckling,1976;吕长江等,2011)。由于企业委托代理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普遍存在,实际投资行为会偏离最优投资决策,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因此识别能够约束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因素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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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选题意义
投资效率是决定公司风险承受能力、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动力及其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Hilary and Hui,2009;Gundolfand Filser,2013)。因此,非常有必要关注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因素。影响公司治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投资水平、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资本结构等。企业非效率投资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其形成原因较为复杂,现有学者对于成因的研究聚焦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发挥的作用,如管理层的个体特征,所有权结构及性质、公司运行机制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因素。而有关正式制度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文献,大多是从经济、政治、法律和地理角度来考察。在关于文化传统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中,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因此,关于非正式制度和企业投资效率的文献较少,将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结合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
此外,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环境,使得对宗教的研究不同于西方国家。国外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对宗教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集中关注宗教本身发挥的作用。然而,中国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体国家,许多经济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且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采取从沿海到内陆,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樊纲等,2011),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治理因素同时受限于正式制度。因此,国内对于宗教等非正式制度作用于经济发展和企业治理的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正式制度的影响。目前,宗教传统与经济发展和公司治理的联系,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已有的文献主要分析宗教对经济增长、企业财务水平、公司违规等方面的影响。国内学者应重视对宗教文化的研究,因为宗教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总体而言,研究宗教氛围、法律制度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具有以下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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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企业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2.1.1 概念界定
2.1.1.1 投资的含义
投资是指特定经济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将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到某一领域,以期在未来获得收益的经济行为。从企业长期发展来看,投资与企业长期战略导向息息相关,通过投资可以提升企业价值。按照投资对象分类,投资包括对外金融资本投资和对内生产性活动投资。金融资本投资是指通过利用企业闲置资金或转让资产使用权购买各类有价证券来获取预期收益,以形成金融资产的活动。生产性资本投资是指投入到工厂、机器和设备等生产领域中的投资,以获取经济利润,提升企业的价值。目前,从企业财务的相关研究来看,企业投资的含义主要集中在内部的生产性活动投资。本文的目的是从代理问题的角度来分析非正式制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此并不严格区分这两种类型的投资,但是也更加关注企业内部生产性投资的含义。
2.1.1.2 投资效率的含义
一般来说,投资效率是指从投资活动中获得收益的投入产出比。如果投入一定的资源使产出最大化,或获取一定的产出使资源消耗最小化,那么企业投资就是有效率的。Biddle et al.(2009)研究表明,在排除信息不对称的前提条件下,企业只投资 NPV 大于零的项目,称为有效投资;除有效投资以外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效率投资。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提出著名的 MM 理论,该理论以无摩擦的完全市场为假设前提,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及投资决策无关,企业投资效率达到最佳水平。本文将最优投资效率定义为所有 NPV 大于零的项目全部实施的状态。企业投资效率指的是实际投资达到最优投资效率的程度。任何偏离最优投资的行为都属于非效率投资。因此,投资效率与非效率投资被当作分析对象的正反两面,当非效率投资水平越低时,企业投资越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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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宗教对个人决策和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2.2.1 中国的宗教信仰状况
中国是个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并存的国家。根据国务院在《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将近两亿宗教信徒以及5500 多个宗教团体组织,公开登记的合法宗教活动场所约 14 万处。中国文化以“和”为贵,不管信奉何种宗教,其教义都倡导信徒彼此和合向善。这既是宗教伦理规范,也是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李光富,2020)。
2.2.2 宗教对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引导
目前在中国,宗教正成为很多企业家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家信仰不同的宗教,甚至出现一种“老板基督徒”的说法①。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张汝京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和海航总裁陈锋则有着坚定的佛教信仰,马云也曾接触王林大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再拥有物质的人也需要追求一定的精神世界,而宗教恰好就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引导,即心灵慰藉。沈阳凤祥集团董事长孙凤祥也信奉宗教,在他办公室后面建有供奉如来观音的“静心堂”,专门供他“洗心”之用。有些管理者虽然本身不信仰宗教,但依旧敬畏宗教,认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不可预测的,并将宗教作为一种寄托。于是,宗教对企业家的影响体现在这种价值引导上。此外,管理者也很容易将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带到企业发展及决策中。例如,双星集团总裁汪海、香港“国天香”董事长梁德成、海南航空副董事长王健将宗教文化用于企业发展中。一些企业家甚至借鉴宗教思想来设计企业的管理模式。例如,我国著名企业家张瑞敏和牛根生则借鉴道家的管理思想经营管理企业(朱磊,2018)。宗教逐渐成为了企业家们的心灵归属,很多企业家在功成名就之后,面对物质欲望的影响,内心往往感到不安,此时宗教能够给予他们一定的心灵归属感,正是这种心灵归属推动他们不断努力,成为一股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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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20
3.1 理论基础..............................20
3.1.1 委托代理理论................................20
3.1.2 社会资本理论........................................20
第 4 章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28
4.1 数据来源..................................28
4.2 变量测量....................................28
第 5 章 假设检验与数据分析...............................37
5.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37
5.2 假设检验........................................38
第 5 章 假设检验与数据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 STATA15.0 软件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如表5-1 所示。从表中数据得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平均值为 0.0416,高于中位数水平,表明总体非效率投资水平较高。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张悦玫等,2017)。进一步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区分得知,约有 58%的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现象,稍大于投资过度。东方宗教氛围均值接近于最大值,而西方宗教氛围均值较接近于最小值,这表明中国东方宗教氛围较为浓厚,高于西方宗教氛围。法律制度的平均值为 9.6254,标准差大小为 2.5847,最小值为 4.63,最大值为 18.57,这足够表明中国各省法律制度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由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企业所处的法律制度水平不同,企业宗教氛围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关系将存在较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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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特殊视角来考察并对比东、西方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效应及逻辑机制。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东、西方宗教氛围能够对企业非效率投资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即上市公司注册地附近的宗教氛围越浓厚,其非效率投资水平越低。本文进一步通过渠道效应研究表明,宗教氛围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一是从个体层面缓解企业代理冲突,二是从组织层面提高社会资本这两个途径发挥作用。同时,本文通过引入法律制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这两个调节变量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宗教氛围(非正式制度)和法律环境(正式制度)在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下,外来文化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方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本文在细分东西方宗教氛围、产权性质以及投资效率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1)东西方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抑制作用的强度进行排序为:基督教>佛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2)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只有东方宗教氛围显著,并且宗教氛围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果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3)区分投资效率性质后发现,东西方宗教氛围主要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中的投资过度行为。此外,为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解决遗漏变量等问题,采用了文革时期武斗死亡人数进行工具变量法 2SLS 回归;为了排除企业和宗教场所的地区集聚效应,本文进一步剔除了一系列特殊省份进行实证检验;为了解决公司迁址造成的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问题,本文进一步剔除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并且为了解决宗教地理邻近性概念的样本跨省问题,本文采用省级层面的宗教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采用高管出生地宗教氛围进一步进行实证分析。以上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研究结论与基础回归模型的结论一致,表明文章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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